塞西以恢復秩序上台，卻帶來更差的治理品質。
9 月 20 日周五，埃及各大城市從開羅、亞歷山卓到蘇伊士街上湧入了大批抗議人潮，要求埃及總統賽西（Abdel Fattah el-Sisi）下台，正巧賽西這周末到紐約聯合國總部開聯合國大會不在國內。面對突如其來的大型抗議，截稿至今埃及當局逮捕超過兩千多名示威者，以及在22號週日逮捕了著名人權運動人士 Mahienour el-Massry。另外埃及政府也限制了 BBC 阿拉伯語和臉書的互聯網存取。
抗議也並非全然毫無徵兆，在過去幾周，一名叫做 Mohamed Ali 的埃及中年商人在自己臉書上發視頻抨擊賽西政府，他表明自己曾在埃及建築業工作 15 年，並承接軍方的案子。他在視頻中爆料賽西跟妻子與官員聯手侵占建築承包商的款項，包括他自己的公司。Mohamed Ali 要埃及人站出來的呼籲產生了效果，過去幾天他的影片和「夠了賽西」的阿拉伯文 hashtag (#كفايه_بقى_ياسيسى) 在社交媒體廣為流傳，而埃及人似乎再度又為了改變而站了出來。
倒退的埃及
儘管如此，埃及這周末的抗議仍然令人驚奇，因為塞西政府對社會強力的控制。早在 2013 年賽西通過政變上台，當時軍方對政變的抗議採取非常殘酷的鎮壓，造成一千人左右死亡。另外賽西也加緊了對埃及社會的控制。最具象徵性的大概是把開羅的解放廣場加設許多柵欄和增加停車位，使群眾無法像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期間一樣在此紮營聚集。埃及政府也開始更嚴厲監控言論言論，例如，任何臉書追蹤者超過一定數量的「大V」都會被被網路部門特別關注，記者需要到軍方的機構研習。同樣緊縮的是政治空間，穆斯林兄弟會被斥為非法遭到逮捕驅逐，在 2018 年總統大選中，任何出來挑戰賽西的參選人都遭到逼退，唯一的挑戰者還公開支持賽西。
埃及在阿拉伯之春的經驗是阿拉伯國家中在這波浪潮中最為負面的例子之一。2011 年一月，受到突尼斯抗議的影響，大批的民眾聚集在開羅解放廣場，要求執政近30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並且要求政治與經濟改革，不到一個月穆巴拉克宣布辭職，這是埃及自 1953 年改為共和國第一次和平推翻執政者。
在短暫的軍方最高委員會過度接管後，埃及於 2012 年六月舉行總統大選，選出了穆斯林兄弟會出身的穆爾西（Mohamed Morsi） 。穆斯林兄弟會是 1928 年於埃及創立的社團性組織，以伊斯蘭為號召，長年作為埃及最有力的反對派之一，與埃及軍方關係時好時壞。甫獲得權力的兄弟會在未能解決經濟慘狀、集中權力傾向等情況下，短短一年內引起埃及各界強力反彈，再度引發抗議。被穆爾西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塞西就在 2013 年七月利用機會和假藉民意發動政變，逮補了穆爾西取締了兄弟會，並於隔年 2014 卸甲參選總統，2018 年連任。連帶的是埃及軍方的強化地位，在 2019 年修憲中新增提高軍方憲法地位的條文，並可自己挑選國防部長。
埃及之所以從追求改革的阿拉伯之春在短短一年內倒退回到軍事強人獨裁有幾個因素。第一無疑是穆兄会自己本身的錯誤，穆兄会並非埃及阿拉伯之春抗議的發起者，而是參與者，之所以能選上，因為穆兄会是埃及國內最有組織的非政府團體。儘管小心翼翼，穆兄会仍然露出宗教化和專制傾向，使得原本對穆兄会寄與希望的選民很快站到對立面。第二是阿拉伯之春造成的經濟與社會動盪，使得埃及的經濟狀況在革命之後受到嚴重打擊，國民生產總值、旅遊業收入（很多普通埃及家庭的收入來源）雙雙下滑，公共債務飆升，而兄弟會並無力處理這樣的情況，另外也包括反對兄弟會的人在政府內部私下抵制兄弟會的政策。第三是塞西承諾把穩定的「老模式」帶回埃及，使得承受不了改革帶來的動盪的埃及人所以當然的選項。用牛津大學中東研究的教授尤金羅根的話說是「革命變遷的代價顯然超過阿拉伯民眾所能負荷的程度」。另外，塞西代表的「社會自由」也讓一些世俗化的年輕人成為支持者，2018 年埃及總統大選期間筆者在埃及就遇過想要過著西式穿著的埃及女性塞西支持者。
然而塞西遠未带来埃及人在 2011 年站出來所要求的改變，塞西對政治空間的壓縮更勝以往，手段也更暴力。
最致命傷的，恐怕是塞西的經濟發展模式仍不脫埃及老式的經濟發展思維 — — 通過大幅投資公共建設來帶動經濟，而非改善經商法律環境，扶持中小企業，開發多元化產業。這種大型基礎建設往往淪為高官收回扣貪贓枉法的溫床，而虛浮的目標、不斷攀高的預算以及通過跟外國舉債來進行計畫等都是長期的隱憂。埃及的年度財政中已有高達 38% 在償還利息。
2015 年 塞西政府公布了「新開羅」建設計畫，在目前開羅東部 45 公里處建立新首都，以期紓解開羅過度陳舊擁擠的城市狀況，並預期在 2020 年中將中央政府遷移過去。開羅整個大都會區擁有將近三千萬常住人口，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市，但公共設施老舊、城市缺乏規劃，交通擁擠，是所有去過開羅的人的印象。另外一個潛在原因恐怕是將中央政府遠離抗議人群。
然而，新開羅的計畫今年已經爆出財務短缺，原本的主要投資者阿聯酋（UAE）已經退出，轉由政府部門主持。中國仍然有投資 45 億美金，一條由中國公司承接，連接新舊開羅的鐵路項目已經延期。另外假使新開羅建成，也難保有人願意搬過去居住。開羅現有的新建衛星城市都談不上完全開發，主要的景點也都集中於老市區。
另外一個令埃及中下階層不滿的是塞西的經濟改革，其中包括能源部門的私有化。一直以來埃及政府對能源仍保有大量補貼，2016 年埃及接受了 IMF 的 120 億美元貸款，其中之一就是針對埃及政府預算用來補貼油價的部分，埃及在今年開始緩慢地移除大部分的能源補貼，而六月 IMF 就讚揚埃及政府在經濟上的改革。這無疑給經濟狀況本來就捉襟見肘的埃及普通家庭雪上加霜，更不論過去數年埃鎊的貶值。2013 年群眾反對穆爾西的原因之一就是失敗的能源政策，而今塞西是否會重蹈覆轍?
更深層的問題來自於埃及的政經結構
塞西的掌權意味著埃及自 70 年代遺留下來的政治經濟結構繼續主宰著埃及: 軍方與商業菁英主導的經濟模式。 1974 年時任埃及總統薩達特將納賽爾時代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模式轉變成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接下來 30 年創造了一批經濟特權階級，涵蓋了軍方人員與政府官員的親戚好友等。根據統計，軍方人士佔據著埃及 50% 左右的經濟份額、5% 最富有的人群掌控埃及 40% 的財富。新自由主義並沒有帶給埃及經濟學上的「涓滴效應」，反而擠壓了原本政府內部的受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家庭。埃及普通公務員的月薪在 2014 年才從 700 埃鎊（約 300 人民幣） 調整到 1200 埃鎊（525）。根據世界銀行估計，60% 的埃及民眾處於貧窮狀態。
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第二個副作用是政府大舉退出福利部門，原本納賽爾主義強調照顧中下階層民眾，在繼任者之後不斷消減。埃及的公共服務投資從 1992 年的 11.5% GDP 下降到 1997 年的5.4%，補貼從 5.2% 下降到 1.6%。同時期埃及人口大幅成長，從1970 年代兩千多萬成長到 2017 年的近一億，給原本財政就不寬裕的埃及政府造成巨大的人口壓力。
穆兄會便是在社會與政府逐漸離心離德下成長起來的。 1970 以降許多埃及人到海灣國家工作，埃及從原本輸出教師和共和革命，改成輸出勞動力。拜高油價所賜，海灣國家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據估計 1980 年代就有 300 萬埃及人到海灣國家工作。不少人在這個過程之中受到海灣保守的宗教氛圍影響，转而加入了埃及的穆兄會，並且捐錢給穆兄會在埃及鄉下做慈善事業，蓋學校、醫院、提供獎學金等，大大地填補國家財政削減讓位出來的真空。比如伊斯蘭的醫療體系逐漸提供了大部分埃及中下階層的醫療服務。到了 2011 年阿拉伯之春時，穆兄會不再是 1928 年于埃及創立的邊緣團體，而是埃及社會中一支龐大的社會網路，也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穆兄會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並在 2011 年設立了自由與正義黨來參選，主張因為自己照顧窮苦埃及人民，才是埃及合法的統治力量。
在穆爾西短暫執政一年期間，或許是出於小心維護自己獲得的權力的考量，穆兄會並沒有碰觸埃及這個根深蒂固的政經結構，軍方對於埃及社會的掌控是如此地深入，1952 年建國以來所有的總統都是軍方背景。最後面對體制內的抵制和塞西挾民意而政變時，兄弟會幾乎無力抵抗，只能仰賴街頭頑固的抗議，等待被軍方強力清場。而在政變之後，軍方也利用這個機會更加鞏固自身利益，通過在 2014 年制定的憲法強化了軍方的地位和減少政府對其的問責。塞西更在 2019 的修憲當中，把任期從四年兩任改成六年兩任並重算任期，使得已經連任一次的塞西可以再度參選，亦即理論上可以一路執政到 2030 年。
後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世界
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無疑是近代阿拉伯世界所經歷過最跨區域的變動之一，然而，如同它最初的跨區域影響力，它所面臨的「反革命」反撲勢力也是跨區域的。
在埃及的例子當中，以伊斯蘭主義為號召的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掌權首先不見容於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擔心提高國內親穆兄會勢力的影響力。而穆兄會與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的緊密關係，也讓以色列擔憂。穆兄會掌權的埃及在中東北非區域的盟友幾乎只有土耳其的艾爾多安。這幾個國家的態度可以很明顯在 2013 政變之後看出來，海灣國家立即對軍方重新掌權的埃及施以經濟援手，幫助塞西穩定住局勢，而艾爾多安斥責政變。
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幾乎成了劃分了阿拉伯世界的指標，並繼續敲動各國關係。由於穆斯林兄弟會在好幾個阿拉伯國家都有分部，各自獨立沒有統一指揮，但往往都收穫了一批中下階層，好一點會被該國吸納進政治體制內（例如在約旦），慘一點會遭到鎮壓（敘利亞）。 2017 年，沙特指責卡塔尔包庇兄弟會與伊朗勾結等數十條罪名，聯合數十個阿拉伯國家封鎖卡塔尔持續至今。
然而穆斯林兄弟會並非阿拉伯之春的全部，在各國的鎮壓、驅逐、收納、調和等不同政策之下，穆兄會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脆弱和分裂，在未來的抗議之中恐怕難以成為主角。阿拉伯之春的核心還是在於阿拉伯世界政治治理的崩潰，攤開阿拉伯世界地圖一看，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各個獨裁者，突尼斯的本•阿里 23 年、埃及穆巴拉克 30 年、利比亞的卡扎菲 42 年、也門的萨利赫 34 年，過去，這些獨裁者與阿拉伯民眾不成文的協議是牺牲自由換取穩定、經濟發展和对窮苦大眾的照顾。70 年代以降，例如敘利亞和埃及都紛紛轉向自由市場制度與縮減社會福利，無形中政權的根基越來越不穩定，隨著這個非正式的「社會契約」在阿拉伯之春的衝擊之下瓦解，每個國家因為不同「國情」有著不同的發展，利比亞整個國家建制直接瓦解，而敘利亞陷入了代理人戰爭。
雪上加霜的是，利比亞、敘利亞與也門三國的連年戰爭（加上幾年前的伊拉克）造成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根據聯合國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估計，如果衝突持續未能獲得解決，到了 2030 年 40 % 的阿拉伯人將生活在面對衝突危機的國家。而戰亂又回過頭來給傳統式的強人政治以穩定的理由創造空間。
尾聲
隨著塞西從美國聯合國大會返回埃及，號召上街的 Mohamed Ali 持續呼籲埃及人發動新一波的抗議。無論抗議是否消停，抗議本身已經證明了塞西的民意不如他宣稱的那麼穩固（2018 大選的低投票率就可看出端倪），所推行的經濟改革計畫也沒有那麼順利。很難預期這波埃及的抗議會如何發展，然而只要塞西有著軍方的支持，街頭示威者要求塞西下台的要求恐怕很難實現，但埃及人顯然不再那麼畏懼塞西的鐵腕統治，透過網路觸發的抗議將成為塞西的難題。
對於走過阿拉伯之春的埃及來說，難題仍然在領導人與民眾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軍隊與政府的關係。究竟埃及的強人政治是否能持續，21 世紀的埃及民眾是否還會願意為了強加的穩定犧牲政治自由。如果政府持續縮減社會福利，又拒斥伊斯蘭為號召的團體，誰又能照顧廣大的窮苦埃及中下階層？埃及軍隊凌駕於政府之上成為不受問責的機構，還是能置於政府與議會之下 ?
在一次又一次喧囂又躁動的抗議之中，這些問題仍然沒有解答。
本文原刊載於上海澎湃新聞，本文與刊出版本略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