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法國大革命或著俄國十月革命。究竟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場革命，而這個革命有何特別之處，而其遺產又是如何影響著世界。
巴勒維王朝時代
伊朗國王巴勒維（左）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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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古國的伊朗富藏石油，更因其地緣位置，自19世紀開始便深受英國和俄羅斯兩大強權的支配。一戰開始英國便利用控股公司掌握伊朗石油利潤，並逐漸控制其國家經濟，使其完全依賴西方，石油利潤甚至被要求購買農業機械化所需要的機械。
1953年時任伊朗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揚言要將石油公司國有化，被英國和美國情報局聯手推翻，並扶植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
巴勒維政權粗魯的經濟政策，浮誇的土地改革，工業化和都市化都在追隨西方的旗幟下進行。這些所謂的現代化政策，雖然創造出一些中產階級，卻也同時創造更多貧窮潦倒的失業人口。
更糟糕的是專制獨裁的風格，建立秘密警察，打壓異己。如此政策之下民怨日深，不平等加劇，不少伊朗人認為掌控石油公司的英美是殘暴巴勒維政權背後的支持者，是活脫脫的帝國主義壓迫者。
大阿亞圖拉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ei）歸國
當時伊朗也接收各式各樣的西方思潮，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然而誠如最後事件發展所表明的，伊朗人選擇用伊斯蘭為號召來進行他們的政治反抗。
伊朗是伊斯蘭什葉派人數最多的國家，傳統的什葉派神職人員在巴勒維王朝遭到排擠，但是在社會仍有一定影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阿亞圖拉何梅尼，阿亞圖拉是什葉派中高階神職人員的稱謂。他對巴勒維王朝和西方尖銳的批評贏得廣大伊朗民眾的支持，其言語經常生動而直接，他說：
從那個大老粗軍人（巴勒維國王）腦中跰出來的白癡言語，全是不值一聞的廢話……只有真主的法律……永世常存，擋得住歲月的考驗。
因為欲解決社會問題，解除人的苦難，需要以信仰和道德為基礎，光是取得物質力量和財富，征服自然和空間，在這方面毫無用處。必須以伊斯蘭的信仰、信念、道德規範予以補強、平衡，以真正造福人類……我們不該急於拋棄我們的宗教和其法律。
有趣的是，他所有的演講和文章都透過當時最新銳的通訊技術從國外傳回伊朗，而這些東西剛好是西方進步的產品；這也讓伊朗革命成為電子時代的第一場現代革命。
他將自己的演說製作成錄音帶和文章寄回伊朗，伊朗的同胞便可以迅速地以電話將聲音或者文章內容傳播給親朋好友。如果昨天何梅尼在巴黎發表演說，那麼隔天伊朗人便可以對其演說內容朗朗上口。何梅尼更用電話來聯絡身處伊朗國內的革命夥伴。但巧的是，電話是巴勒維國王引進的。
筆者有時候會將這種革命稱之為嘴皮子革命，革命領導者從不參加戰鬥，只在海外傳播信念。跟他相似的有我們熟悉的中華民國國父孫文。其實這沒什麼好奇怪，因為思想的力量往往比武力更強大。
除了經濟社會背景，伊朗革命某種程度上靠這些言詞，就激起八百萬人在1979年年初在伊朗全國各地上街推翻了巴勒維王朝，人數相當於伊朗人口的10%，其規模在現代史上絕無僅有。在巴勒維國王下台兩週之後，長年流亡海外的何梅尼就風風光光地回到德黑蘭，隨後建立了以伊斯蘭教法為依歸，神職人員為主導的伊斯蘭共和國。
大阿亞圖拉何梅尼回到德黑蘭，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IMAM_KHOMEINI_IN_MEHRABAD.JPG
為什麼伊斯蘭革命重要？
為什麼這場革命如此特別如此重要。首先他是一場以宗教為號召的革命，不同於法國大革命和俄國中以世俗的理念為號召。這好比台灣所有的教會聯合起來革命，以基督教為號召，推行聖經上的戒律。當然，基督教在近代沒有成功進行過這種革命，其他宗教也沒有，這也顯示伊斯蘭革命的獨特之處。
而伊朗革命的重要性在於向其他廣大一樣受到西方或者國內獨裁者壓迫的穆斯林大眾所表明的，伊斯蘭可以成為一個政治力量，可以是一個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可以以此為號召動員群眾，可以挑戰西方的帝國主義，甚至可能可以扭轉社會上日益不平等的現象，可能可以讓一個民族重新找到自尊。
它啟發了下一代所有以伊斯蘭為號召的革命鬥士甚至恐怖分子，比如真主黨、穆斯林兄弟會以及在伊拉克和黎凡特的伊斯蘭國家（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Levant），倒不是說這些組織也想建立像是現今伊朗政權這樣政治制度（這也不太可能，遜尼派的神職人員沒有享有什葉派中那樣的地位），但是伊朗多多少少提供一個鮮明的革命例子。過去三年來反抗獨裁與不平等的阿拉伯之春，也讓我們遙想起伊朗革命。
更大的重要性在於中東國際關係格局的改變，伊朗和美國從此變成彼此怒目相視的國家，這也是伊朗革命的副產品。巴勒維王朝普遍被視為美國利益的代言人，狼狽為奸地壓迫伊朗人民。美國庇護巴勒維國王至他去世，以及人質危機（請見：《亞果出任務》背後的真實外交事件：伊朗人質危機）都讓曾經在冷戰時代合作對抗蘇聯的兩國徹底決裂。
伊朗革命也種下了美國軍隊常駐中東的遠因。伊拉克的海珊（Saddam Hussein）擔心境內的什葉派作亂，因此趁著伊朗內部不穩時入侵，展開常達八年的兩伊戰爭，甚至隨後入侵科威特招致多國部隊介入，讓本來在中東毫無軍事基地的美國，拓展到大半數國家都有駐軍，並大幅介入中東政治。這恐怕也是當年革命所意料不到的。
1978年末德黑蘭街頭的抗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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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值得許多中東的反抗者所謹記的，伊朗革命不只啟示了如何革命，同時也一併啟示了革命之後的殘酷現實。革命後的伊朗仍然為人所抱怨，比如何梅尼實際上保留了巴勒維王朝時代的威權政治體制，一樣打壓異己，神職人員權力過大等。伊朗內部紛雜的派系與不同理想者並非每個都滿意革命後建立的神權體制。
另外革命後的伊朗與西方交惡，長年飽受經濟制裁，和台灣成為G20唯二的合格會外人。（IMF2012年表，伊朗GDP全球排名17，台灣19）對於試圖建立伊斯蘭國度的組織來說，國際政治的險惡是革命後必須面對的難題。
